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党国英

在推进乡村振兴、小城镇发展过程中，党国英认为土地改革要进一步释放，农民的承包地流转机制要进一步优化，土地承包权要做进一步的开放性交易；宅基地方面不能再搞供给制，要改变机制。

马琳/发自北京

“现代农业发展一定要和市镇发展结合起来，这是全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的一个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党国英说。

经过多年推动，中国在乡村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粮食产量连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比不断缩小、城乡协调发展的格局正在形成。但在这期间，一些新问题也值得关注。

这些新问题在党国英看来主要有三个方面，涉及平等、效率与稳定。

一是效率难题。党国英认为，乡村要实现经济上的效率还是要走“适度规模经营+社会分工深化+社会化服务”这条路，小承包户要实现历史转型成为真正的非农业人口。但这是一个难点，会涉及举家转移难题、小城市发展难题、农产品周期难题。

“有了规模经营以后，农民收入是不是就提上去了?事实不是这样。当然，如果没有规模经营农民收入更低。从美国等发达国家情形看，真正土地经营收入只占农民收入比重的1/5左右，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农村有了规模经营之后，农民的主要收入不能提高，甚至比重越来越低？如何确立一种机制，这是一个效率难题。”党国英表示，以农业强国的美国为例，农业生产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从1960年的5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15%左右；而欧洲与日本的农场主收入构成也大体如此；在世界范围来看，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越来越集中于非农产业的收入。

二是平等问题。这包括基础性公共服务的可及性问题，即如何使农民在实际中享受到公共服务，以及社会保障与优美的环境。农业从业者收入如何与其他人口收入保持大体一致，甚至前者如何略高于后者？

三是社会治理难题。随着城市化推进，乡村地区人口重心将在市镇区域，真正的农业区居民主要是农业从业家庭，他们数量少，且分散在小的居民点上，有的会在自己的农场设立生产与家居一体化的定居点。这种情况下，现有的村委会体制还能适应新的居住形态吗？社会治理能不能实现城乡一体化？

如何改进这些问题？

党国英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要尊重农民自由选择权；二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目标区域应该是市镇在内的半人口稠密区和农业区；三是市镇要均衡布局；四是农业产业链的重心要下沉；五是发展跨行政区的现代化专业合作社；六是社会治理实现城乡一体化；七是深化农政改革。

“乡村发展的真正节点在小城市，它是农业农村服务人才的落脚点，先进文化的承载基地，一个集大成的集散中心。”党国英说，根据国际经验，可以在每100—300平方公里能形成一个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并有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使专业农户最多用半小时车程到达这个中心，同样，中心的各类服务人员也最多用半小时车程就能抵达任何一个农场，应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备条件。

他认为，小城市建设要有高品质，一个县城最好的公共设施不是县政府办公楼，应是学校、医院、图书馆；且布局要均衡，能够覆盖100至300公里；人口要有规模，至少要在3万人以上，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在推进乡村振兴、小城镇发展过程中，党国英认为土地改革要进一步释放，农民的承包地流转机制要进一步优化，土地承包权要做进一步的开放性交易；宅基地方面不能再搞供给制，要改变机制。

同时，党国英也多次在不同场合发表观点时多次强调，要对乡村有明晰定义。

“今年3月，联合国、欧盟、世界银行等国际6大机构做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对世界人口布局类型做了划分，有利于解决多年来关于城乡区分各说各话的问题。”党国英说。

这次划分将人口布局分成了三个类别：城市——在连续区域人口密度大于等于每平方公里1500人，人口总量超过5万人，且至少一半人口处于城市设施完全覆盖的中心区；市镇及人口半稠密区——在连续区域中人口密度大于300人，小于1500人，总人口大于5000人小于5万人，且市政设施覆盖的中心区域的人口不超过半数的区域；农业区——以上两类区域之外人口密度小于300的区域。

“这3个人口布局区域分布与界限在我们国家不是很清楚，但这个布局概念很重要。人口布局弄清楚才能知道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更具体工作目标。”党国英表示，从发达国家走过的历程看，市镇及人口半稠密区存在对于农业区发展非常重要。在乡村振兴事业中，将这一区域与农业区统筹运作，才有利于解决面对的诸多难题。

党国英希望未来的乡村出现几个方面变化：，一是乡村人口还是要往外走，要向中小城市转移，以实现社会治理与服务的均衡；真正的农业区仅是小型农民居住点；到时，大地景观都要发生变化。二是农民收入要比城里人平均收入高。三是要有效改善农村环境。四是农业要提供质优价廉的农产品，让中国人在吃饭安全品质上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