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人物：赵元超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首席总建筑师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全国劳动模范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

中国建筑学会常务理事

在西安，这座被厚重历史层层包裹的古都，现代建筑如何生长，才能既不负千年文脉，又契合当代生活？这既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命题，也是一代代本土建筑师必须直面的终极考验。

赵元超，一位土生土长的西安人，用38年的职业生涯，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自1988年硕士毕业踏入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至今，他深耕西部，主持了百余项大中型项目，西安南门广场、延安大剧院、西安行政中心、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航站楼、陕西省图书馆、中央礼品博物馆、长安云、长安书院、长安乐等一系列地标性建筑，都深深烙印着他的思考与创造。

他的作品，极少有张扬奇诡的造型，却总能以一种沉静而有力的姿态嵌入城市肌理，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协调保护与发展的关键节点。

“合理的利用就是最好的保护。”赵元超坚定地表示，建筑遗产的保护不能是“木乃伊”式的封存或冻结，而应在敬畏中让其活化，与当代生活共生，焕发新的生命力。

于帅卿/发自北京

深夜，西安南门瓮城，一台刚刚安装不久的电梯被连夜拆除，望着消失的连接通道，赵元超站在城墙下，久久未语。那是他精心设计的“链接”，旨在让老人和行动不便者能轻松登临古城墙，让古老的军事防御设施真正服务于今人。

在他看来，这不只是一部电梯，更是连接历史与当下、空间与记忆的“神经末梢”。它的消失，成为他心中长久的遗憾，也映照出一位建筑师在守护与创新之间的真实困境。

这一幕，发生在10多年前的西安南门广场综合改造期间。如今，每晚华灯初上，南门广场人流如织，古老的城楼与现代的都市夜景交融，已成为西安最具活力的城市客厅之一。鲜为人知的是，这片和谐景象背后，曾有过多少这样的夜晚，一位建筑师在理想与现实、坚守与妥协之间辗转反侧。

从延安大剧院融合“窑洞”与“拱”的在地生长，到南门广场将繁华隐入地下的谦卑智慧，再到正在雕琢的小雁塔“文化圣地”，他用百余项作品参与塑造着城市的现代面孔，也实践着“合理利用就是最好保护”的朴素信念。

在一个追求速度与规模的年代，赵元超选择了“扎根”与“深耕”。他的故事，不仅是一位建筑师的成长史，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关于文化传承、专业尊严与城市未来的深刻思考。

城市文化的守望者

延安大剧院，与宝塔山遥遥相望，建在延安新区的中轴线上，屋顶运用了中国书法，如同大地上的一撇一捺，呼应着周边的群山。

“我一直坚守在建筑行业，也始终扎根于西部，这里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是一片令我深感共鸣的土地与环境。”赵元超的这句话，是他职业生涯最真实的写照。

推门走进他的办公室，仿佛走进一座微型建筑档案馆。三面墙皆是顶天立地的书架与资料柜，密密匝匝地陈列着建筑典籍、古籍图录、历年项目图纸卷宗，以及大小不一的建筑模型——那不仅是作品的集合，更是他38年耕耘的物证。

“每一个模型，都是那段思考与岁月凝结成的琥珀，看着它们，便觉得这份工作值得深爱，充满意义。”说话间，他的手轻轻拂过桌上延安大剧院的模型，如同触碰一段有温度的记忆。

他的建筑梦，始于西安老城的街巷。少年时家住钟楼、鼓楼附近，穿梭于传统建筑群落之间，绘画与手工的爱好，渐渐化作了对空间与形式的敏感。这份与生俱来又被城市文脉滋养的“感觉”，默默指引他走上了建筑之路。

赵元超坚信，每一个建筑背后都有一个故事，都离不开一番艰辛的坚持。延安大剧院的设计与落地，正是这样一段关于文化融合与理念坚守的历程。

“我希望它不仅仅是一个剧院，更应成为‘城市文化的守望者’。”在赵元超看来，建筑师也应当同时扮演“文化守望者”与“创新者”的双重角色。

理念的落地往往充满挑战。延安大剧院位于延安新区，2014年底开工时，现场无水无电，冬季严寒，施工条件极为艰苦。“它应当像有机建筑一样，从这片土地中生长出来，沐浴这里的阳光雨露。”赵元超介绍，设计没有简单粘贴符号，而是尝试将黄土高原的“窑洞”意象与西方“拱”结构本质性融合，并抽象化地融入了剪纸等民间艺术元素。

延安大剧院一角。

理念的超前也带来了理解上的隔阂。最大的挑战来自对材料与形式的认知差异。团队希望运用具有劳动印记的符号和艺术混凝土这类看似“原始”“粗粝”的材料，来传达一种质朴、坚韧、与大地相连的精神，但这在当时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他们不太理解”，赵元超回忆。为了说服各方，他曾在工地现场驻扎了长达大半个月，反复沟通，阐释设计背后的文化逻辑与情感诉求。这种“说服者”与“坚守者”的状态，最终赢得了理解。延安大剧院不仅成为新城地标，更通过各类活动，真正融入了市民生活。

“自己的理念最终被接受，建筑从图纸走向现实，并获得了社会的认可，这让我感到无比欣慰。”赵元超说。这个过程让他坚信，建筑师的理想，必须建立在深入理解、持续沟通以及对于文化内核的精准把握之上。

如果说延安大剧院是在新区塑造的文化地标，那么西安南门广场综合提升改造，则是在古城最敏感的核心地带进行一场精密的“外科手术”。

西安城墙，被誉为西安的“四方城”，南门则是“项链上的明珠”，是城市最重要的精神地标。改造前，箭楼长期缺失，护城河水体不佳，交通拥堵屡受诟病，影响了古城的整体风貌。2012年，提升改造工程正式启动，旨在提升环境品质、重塑历史风貌、完善配套设施、整合景观与交通系统。

西安南门广场，气势恢宏。

作为总建筑师，如何在绝对保护明城墙完整格局的前提下，缝合被现代交通割裂的城市空间，并融入当代生活功能，成为当时面临的核心难题。

“保护南门完整的格局至关重要，它不仅是西安的标志，更是所有西安人归属感的精神地标。因此我的策略非常清晰、坚定，就是保护第一，隐形开发，连接共生。”赵元超强调。

在实践中，所有新增的现代功能，如游客中心、餐饮设施、地下停车场等，都被巧妙布置在地下或附属建筑中。总面积约7万平方米的广场，地面保持了开阔舒展，最大限度凸显出城墙与城楼的恢宏气势。同时，团队打造了一条长约500米的半地下“南门文化街”，让人们在现代消费场景中，一抬头仍能望见古老的南门，实现视觉与精神的延续。

赵元超将这项工作比作“在城市的心脏做搭桥手术”。然而，遗憾也随之而来。他最难以释怀的是两处“连接”未能实现：一是计划中连接东西两侧地下空间的关键通道，因地下管网复杂协调未果，导致两侧人气不均；二是在瓮城处为方便老年人与游客设计的电梯，虽已建成，却因故被连夜拆除。

“在不破坏文物的前提下，应尽可能为现代人服务。”在赵元超看来，这种连接过去与现在、贯通不同空间的“链接”，恰恰是建筑师的核心责任之一。谈及此，他沉默了片刻。

“每个建筑都难免留有遗憾。”他接着说，“建筑从来不是个人意志的完全体现，而是在现实条件与多方诉求之间不断寻求平衡的结果。”

夜幕下的西安南门广场。

虽有遗憾，南门广场仍取得了巨大成功。建成十余年来，这里每晚人流如织，成为市民休闲、游客必至的场所，并成功承办了众多国事活动。

从延安到西安，从革命圣地的文化表达到千年古都的遗产复兴，赵元超的“扎根”，是身体力行的深耕，是精神层面对西部文化基因的深度解码与创造性转译，更认为建筑“是写在大地上的文字”，源远流长。

城市大于建筑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首席总建筑师赵元超

延安大剧院与南门广场的实践，让赵元超对建筑的价值有了更深层的思考，建筑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城市肌体的一部分。在他看来，“城市大于建筑。单个建筑只是城市的片段，而城市才是百姓生活的广阔舞台。”

随着中国城市发展从增量扩张进入存量更新的新阶段，赵元超的工作重心与思考维度也发生了深刻演进。他愈发认识到，当代建筑师面临的已不仅仅是单一建筑物的设计问题，而是置身于一个错综复杂的城市巨大系统之中，需要成为具有全局视野的“协调者”与前瞻性的“思想者”。

赵元超认为，建筑师应在城市更新中扮演核心角色，改变以往被动的工作状态，以更主动的姿态投入城市建设。在这一理念指导下，无论是西安南门广场、西安老火车站，还是西安浐灞国际港等一系列项目，他都致力于将建筑融入城市整体结构，使其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功能与情感的有机体。

例如，近期参与的西安张家堡广场更新，历经20年持续推动，团队着眼于增强城市活力、优化土地利用，努力营造更加宜居、美好的城市环境，这也与当前倡导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智慧、安全的城市发展目标高度契合。

“城市更新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人民生活质量，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赵元超表示，作为建筑师，也应不断学习、调整理念，以适应时代需求。

他分析道，尽管城市更新已成为国家战略，但在推进过程中仍面临深层次矛盾。以往依赖土地财政的快速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新的更新模式尚未形成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路径，加之当前财政支持有限、经济整体承压，城市更新工作推进困难。

他认为，“城市更新不应再完全依赖政府主导，而应探索‘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积极调动企业、社区和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过，现实中许多潜在参与者虽有意愿，却受限于资金与动力不足，导致参与程度有限。”

2025年，中国城市发展进入到一个更注重品质的新阶段。随着人均GDP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迈进，以及技术持续迭代，公众对生活品质的要求将进一步提升，城市发展也将更加注重生态文明。赵元超认为，城市更新是一个永续的过程，正如西安这座千年古城的生命史所展示的那样，始终处于更新之中。建筑师的使命，正是在不断演进的城市中识别并激活那些关键的节点。

赵元超与团队研讨建筑设计方案。

他以西安行政中心区域的设计演进为例。20年前，项目侧重于塑造城市地标，但已蕴含“将中心区域留给市民”的理念，与今日所强调的“人民城市”一脉相承；至2015年前后，团队曾计划引入TOD模式，构建立体城市；而如今，关注重点已转向提升交通枢纽功能、激活低效土地与增强区域活力。他强调，即便是同一建筑师、同一场地，思考与策略也是因时而变。关键在于面向未来、立足人的真实需求，做出负责任的专业判断。

赵元超同时表示，城市中“人”的基本需求，如工作、学习、娱乐、休憩，其核心相对稳定，因此城市发展必须建立在对人的行为规律与城市运行逻辑的深刻理解之上。

回顾20年实践，赵元超认为，城市更新本质上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元利益主体、交错的政策法规、多方位的商业平衡，以及地上地下的整体协调，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注定是一个复杂且渐进的过程，绝不能沿用过去“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的运动式思维来推进。

整体来看，在城市更新领域，如杭州、上海等南方城市及一些县城已有不错探索；重庆在洪崖洞、十八梯、民主村等项目上也积累了宝贵经验。各地多样的实践表明，这条道路虽在探索中，但方向已然清晰。

建立健康的行业机制

西安老火车站与丹凤门。

从宏大的城市叙事回归到建筑行业自身，赵元超的思考显得愈发犀利与恳切。他直言，要诞生真正的好房子、好城市，关键在于构建一个 “尊重专业、权责对等”的良性机制。

“过去，建筑往往被视为一种视觉艺术，选方案近乎‘选美’，建筑师与业主都更关注‘好看’。”赵元超分析道，如今我们逐渐认识到，建筑的真正价值在于其全面性——它不仅要美观，更要实用、易维护且经济，这正符合当代对高品质建设的要求。

在他看来，这一认知的转变，正驱动建筑师的角色必须从单纯的前期设计者，转变为覆盖策划、设计、建造乃至运营维护的全生命周期参与者与责任者。

然而，现实的行业环境却存在着明显的悖论。赵元超有些无奈的表示，在实际操作中，建筑师的专业决策常因甲方的频繁干预而被削弱，同时，仅占工程造价约2%的微薄设计费，也难以支撑其获得有尊严的收入与应有的投入保障。

他援引国际经验进行对比。在法国，法律赋予建筑师明确的权威，保障其专业判断的独立性；在日本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TOD）模式中，建筑师可作为长期的技术顾问与协调者，深度参与多方长达十数年的共识构建。“这有点像我们的足球生态，”他比喻道，“完全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未必见效，而根植于本土热情与自主性的‘村超’，反而能焕发勃勃生机。这种‘自下而上’的活力，正是当前建筑行业最需要注入的基因。”

历史文脉轴线上的火车站。

赵元超认为，建筑师不仅是“工匠”，更是社会责任与文化的承载者，但“任何职业都不能仅靠情怀维系”。他呼吁，“必须建立一种健康的行业机制，以匹配的责任和合理的回报，来培育和稳定高水平的专业团队，从而激发行业的内生创造力。”

具体而言，他认为“好机制”的首要前提，是确立建筑师在建设过程中的应有作用，目前的招投标、营建等制度，并未在实质上保障其决定材料、工艺等关键事项的专业话语权，根源在于对专业能力缺乏足够的信任。

因此，建立业主与建筑师之间基于专业的长期信任关系至关重要。他对比道，当前普遍的工作模式将流程切割成段，建筑师往往只负责其中一环；而在许多国外实践中，建筑师事务所会贯穿建筑从诞生到维护的全生命周期。

赵元超坚信，要营造真正的好房子与好城市，我们必须致力于构建一个尊重专业独立性、实现权责对等、鼓励全过程参与、并能激发各方内生动力的良性机制。这也是当前阶段我们面临的根本性课题。

年过六旬，他依然选择做一头“秦川牛”，低头深耕“三秦大地”，传承中华文化根脉。

对 话

赵元超：建筑能被长期使用那便是最好的回报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首席总建筑师赵元超

中国房地产报：在您看来，建筑领域的 “工匠精神” 和其他行业相比，有哪些独特之处？

赵元超：我认为其他行业的工匠精神，往往体现在对已知技艺的极致追求，是一个从“1”到“n”的复制与精进过程，例如一名钳工，核心是按照既定标准将工件完美制作出来。

建筑领域的工匠精神则更为复杂。建筑师的工作始于从“0”到“1”的创造，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现成的物件，而是一片空地、一种需求或一段历史，需要塑造出前所未有的空间与形态。建筑是技术、艺术、生活体验与创新能力的综合。

正因如此，我认为，建筑师的责任远不止于精工细作，我们还需承载文化价值、注入艺术感知，并预想未来的生活场景。建筑不仅是一个物理构造，更是一个文化符号与社会容器。

正如我在设计延安南泥湾劳模工匠学院时的思考，除了以精细工艺体现工匠精神，更希望通过空间营造，让劳动者感受到尊严、归属与自豪。我认为，建筑师的“工匠精神”，是在技艺之上，融入了文化立意、社会责任与人文关怀的综合性创造。

中国房地产报：对于青年建筑师的培养和当前行业环境，您有哪些建议？

赵元超：我的工作室里都是年轻建筑师，培养时，我认为首先要激发他们对职业发自内心的热爱，让他们觉得这份工作值得自豪、充满意义。只有真心热爱，才会用心做好每件事。同时，我希望通过言传身教、营造积极的学习环境，让他们在项目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成就感，当年轻人带着家人或朋友去参观自己参与建设的成果时，那种自豪是无可替代的。我们也常把完成的项目设计成“创意产品”，留作纪念。

尽管行业目前面临挑战，我仍相信建筑师是一个好职业，未来大有可为。我国的城市化还有很大空间，虽然房子总量不少，但“好房子”不多，很多人都有改善居住环境的需求，城市更新的任务依然很重。从建筑师的比例看，我们每万人拥有的建筑师数量只有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左右，这说明行业需求潜力很大。建筑在GDP中占比稳定在5%~8%，和医生、律师一样，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专业力量。当前只是调整期，我相信行业会逐渐向好。

不同时代给建筑师的命题不同。过去我们可能更关注造型与标志性，现在则更注重如何让人在环境中感到舒适、愉悦，如何在复杂城市里做好每一个片段，这意味着未来会有更多“微更新”和“小建筑”的机会，就像国外很多建筑师专注于住宅改造那样。这不是倒退，而是一种更精细、更人文的“细雨润无声”式的建设。

项目或许变小了，但责任一点也没减轻，甚至对专业深度和人文关怀的要求更高了。年轻建筑师不妨从实实在在的小项目做起，积累经验、培养耐心，这也正是我们面对的新时代。

中国房地产报：您对未来有什么新的期待？

赵元超：我常说自己是“埋头拉车”的人，因为建筑师的方向，往往与城市发展、行业命运紧密相连，很难完全由自己设定。我的路，是由时代需求与个人兴趣共同牵引的。

但我始终清楚，我生在西安长在西安，在这里耕耘了30多年，参与了一系列城市重要节点的设计，努力让这座古城既守住文脉，又焕发新生，让自己的作品被大家认可、喜爱，这是我最大的自豪。

如今，我仍在挑战新的课题，比如小雁塔片区的提升，要在保护世界遗产的同时，让新建博物馆群与之和谐共生，在闹市中开辟一片“文化圣地”；还有秦岭大熊猫繁育基地的设计，这些项目都需要既创新，又要敬畏。

对我而言，建筑师是活到老、学到老的职业，我愿继续做一头“秦川牛”，在这片土地上踏实耕耘，为城市留下有生命力的作品。若干年后，若这些建筑仍在被人使用、被人记住，那便是最好的回报。

我提倡工作要有尊严，生活要有乐趣，我每年都会带年轻人出去行走，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因为真正的创造，往往源于对差异的觉察，在熟悉中发现新的可能。